作品集:2016—2017学年文学欣赏课程实践园地(2016级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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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17-9-13 22:21:08

  学院:法学院

  专业:法学1602

  学号:2016210072

  姓名:周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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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张岩

  作业:读书报告

“行走”的文化
                            ——读《白鹿原》与《文化苦旅》有感

     在当今所谓的流行文化在大众中“行走”之际,不知不觉的就会想起在特殊年代的人的种种际遇。所以,在此,笔者便将中国文化领域成就极大的莫言先生的《白鹿原》与关心国家文化的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的读后感放于一篇。

     中国自建立封建政权以来,乡约民俗便一直存在中国的角角落落。长时间里,在苍茫的白鹿原上,在肃穆的祠堂内,时不时都会传出“乡约”朗朗的诵读声。由此也可见,在历史上,在传统中,乡规民约作为一种内生的规则,在乡民心中的神圣地位,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与国家法相比,“乡约”好像用不着大张旗鼓的宣传,人们自然会遵守。也许大家都会和笔者一样感到好奇,为什么这样一种本不是成文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乡人们国家并没有所谓的明确的惩罚规定的习惯法,为何会在中国民间作为一个广泛的“规矩”存在着?

     白嘉轩族长和他的“乡约”,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基于“内生”的权威而熠熠生辉。乡约在乡民之间自由且“无法无天”的行走着,治理效果宛如书中所描述:“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拍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从此,女人给孩子喂奶全都自 觉囚在屋里。” 。不仅如此,在行走的乡规中,还涌现出了一批自觉遵守(服从)和践行(跟随)“乡约”的典范(行动者)。白嘉轩接济李寡妇帮她渡过难关,并因买地之争与鹿子霖握手言和,创办学堂来利于族中的孩子们以便让他们也知书达礼,他视长工——鹿三如自己的兄弟,完全没有封建时期所谓的“阶级剥削”,并且不计前嫌的营救黑娃和鹿子霖等等;更有大儒朱先生如圣人一般,禁烟犁、毁罂粟,只身劝退清兵总督的反扑,挽救黎民百姓于战灾之中,深情发表抗日宣言,率领书院文人——老先生们,奔赴抗日战场??白鹿原因此也被称为“仁义之村”。 “乡约”行走在世间,除了体现除了仁义的一面,还呈现出残酷的一面。“乡约”与族规同时出现,可以作为惩处违约者的法律来适用,惩罚措施鲜血淋淋,泯灭人性,如鞭打、板抽、开水烫手、口中灌粪、枣刺 毒打等等。受害人狗蛋在遭受毒刑和羞辱后,悲惨地死去;受害人孝文在遭受肉体的毒打后, 彻底走向堕落和叛逆;受害人田小娥,不仅生前遭人唾弃,死后灵魂也不得安生,骨灰被镇压在了六棱塔下。“乡约”的权威也伴随着冷酷无情,其对人性的压抑可见一斑。

      随着革命在中国,在白鹿原的不断传散,社会急剧的变化,跌跌宕宕,人性本能的强烈反弹,鲜活思想的意识冲击……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乡约”,如白鹿原上的一抹斜阳,渐渐黯淡了色彩,最终崩塌。但值得思考的是:“乡约”为何会“失范”?

     灿烂一时的“乡约”缘何会失范?笔者认为,在当旧的“乡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时,就会呈现出落后的一面和那些可能被淘汰的部分……比如严酷摧毁人性的“刑罚”方法。“行走”在世间的“乡约民俗文化”在面对新思想和新理念的冲击下,就像白嘉轩在面对女儿白灵和鹿兆鹏的革命道路一样,也只能是徒叹奈何而已。除此之外,强烈的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需求(建构秩序)对原有社会秩序的价值产生了破坏,即原有的社会秩序中合理的部分被弃之不顾,比如鹿子霖作为族长不惜族长这个身份公然的违反纲常,白孝文彻底地背叛族规。对此,朱先生死前也有预言,所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分子挖掘老先生的坟墓时,被告知:“折腾到何时”“人作孽”了哪里还有秩序可言?

      那么,“乡约”真的一无是处、无需传承了吗?我想显然不是,正如朱先生所坚信的:“砥柱 人间是此峰。”人理性的人性观,长期达成的基本共识,诸如公共善,那些一直以来满足人、令 人舒服的规则理念,是伴随着人类永远同在的。

      最令笔者动容的乃是余老对中华文化,中华大地的热爱与呵护。“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是啊,也许很多人会因为余老的字里行间的那份苦涩而不敢轻易去体味那份苦涩;也许有人因为后怕而选择回避这份责任;也许有人因为文化这条路太苦而另辟蹊径……无论你选择那条路;无论你以哪种生活的姿态来迎接生活之中的种种困苦;无论你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化;无论现如今你身在何方,你正说着哪国语言,你生活是清贫还是富有……都请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

     历经时间洗礼的中华优秀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它以那份文化自有的傲气行走于江湖;它以那份独有的姿态立足于世间;它以那张独特的脸让中华子孙得以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它以那口独特的汉腔,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它以那手独一无二的字体_汉字,让世界都为之倾迷。孰又知,在近代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汉字在这世间行走费了多大的力气……

   《文化苦旅》第一篇“道士塔”中,在余老的笔下,那个所谓的历史罪人_王圆篆,“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非常简短的几句话,便含蓄的将余老的意见蕴含其中,他并没有将其中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个人身上,而是上升到整个民族乃至国家。王圆篆在余老的笔下,只不过是个“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的由农民转化而来的道士。即使我们有再多的愤怒可以像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默然的表情”。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而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当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而那个古老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在此,我们应该反省的是: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在他们滔滔的奏折中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更另笔者伤心痛斥的便是王道士的愚昧与无知。

      当王道士兴高彩烈的装修打扮着他的“农舍”时;当他绞尽脑汁怎样才能让他的“农舍”看起来更符合他的道士身份时;当他把敦煌的洞窟里的洞壁全部刷白时……我多想我就在当时的洞中。如今当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空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却无能为力,只能心里痛苦的默默呐喊“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能等来什么呢?我脑中依然如余老一样,一片空白。

     当时期中国的官员,也是令人唏嘘。他们有钱而且有足够大把的钱来安排他们奢华的生活排场,却唯独没有钱去运一笔文物……这是何其悲哀的一件事啊!何其荒唐!另笔者不解的是,他们不是没有学问,中国历年的科举考试,可不是仅仅为一个摆设,他们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却单单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呢?更可笑的是,他们却还记得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将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物……

      关于此次《文化苦旅》的读后感,就让我最后引用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试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与城下。

      是啊,在21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大学生笔者更应该像历经艰难而始终没有放弃中国文化的先驱们学习,像他们学习,如何才能,怎样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无论是莫言先生的《白鹿原》对中国文化中的“乡约”所进行的批判也好,亦是《文化苦旅》中余老对中国文化悲喘的命运的叹息挽留也罢……他们都反映出的是对中华文化的这份热爱,那有人便会问及“对文化的批判也是爱吗?”,难道不是吗?如果你对这种文化没有深深的爱意,你又怎能从中发现其中的缺点,并用小说的方式指出,旨在让文化发展越来越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越来越强大。

      最后,希望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希望中华文化能昂首阔步的“行走”在世界文化之中;希望中华民族能早日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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